戈恩出逃,日本政府、企业、媒体同时迎来耻辱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科工力量(ID:guanchacaijing),作者:陈言,题图来自:图虫创意

也许是到了2019年年底,日本记者都在忙着过新年的缘故,一条特大新闻没有被开掘出来。


2018年11月19日,日本媒体在东京羽田机场亲眼看着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走上日产集团董事长卡洛斯·戈恩的私人飞机,将其绳之以法,并做出了详尽的报道。但一年后的2019年12月29日,媒体忘了将戈恩从关西机场乘坐私人飞机、逃往黎巴嫩的镜头收入相机,让各家报纸2020年元旦的头版头条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



拼命做元旦的头版头条,这在日本是个传统。哪家报纸能把这天的头条做好,意味着全年都有好征兆。但元旦这天,《朝日新闻》勉强拿出了一条5名国会议员涉嫌接受中国企业贿赂的独家新闻。和这篇头条新闻比,其实日本读者更注意的是旁边的关于戈恩的新闻——“戈恩被告逃往黎巴嫩、从关西机场乘坐私人飞机?”论新闻价值,日本读者更喜欢这条新闻。


《朝日新闻》元旦头版


唯一遗憾的是,作为“巧遇”检察厅逮捕戈恩的唯一媒体——《朝日新闻》,这次戈恩未能先给该报吹风,结果该报未能在关西机场拍摄到戈恩出逃的关键镜头,让2020年的头条缺少了震撼。


曾经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发表过无数歌颂戈恩文章的日本媒体,如今已将戈恩描绘成了千古罪人,而出逃给这种描述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东京羽田机场到关西机场


2018年11月19日,东京下的小雨让人感觉凉飕飕的。一架私人豪华客机在夜幕刚刚拉开的羽田国际机场上停稳,一辆机场轿车很快就向这架客机驶去。


不远处,《朝日新闻》记者已经架好相机,文字记者眼睛紧紧盯着轿车驶去的方向,记录下穿着西服的人员是几点进入飞机,又是几点从飞机中走出来的,出来时人员增加了几位。


这个时候只有朝日新闻的记者知道,上飞机的那几位穿便服的人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特搜部)的检察官,他们当天去逮捕的正是19年前的1999年3月只身一人来到日产公司的卡洛斯·戈恩先生。


戈恩将濒临破产的日产汽车公司拯救出来,后来有经营之神之称,是日本企业改革的成功人士,他保有法国和巴西国籍,同时持有黎巴嫩居民证。


特搜部在日本有着从不会失手的神话,只要被该部逮着,没有哪人能自证清白,尤其那些自认为有点资本敢和美国作对,敢触碰日本国家利益的人,最终都会败在特搜部手下。


尽管戈恩在被捕之前在经营方面有着数不清的神话,媒体将其描绘成热爱公益事业、严格执行规则的人,但现在既然特搜部盯上戈恩后,一些日本媒体开始敏锐地觉察到事情可能有很大的变化,一个巨大的商业丑闻应该和戈恩、和日产公司有关。


紧接着是1年多时间对戈恩的拘留、保释、再拘留、再保释,直到2019年12月29日,从关西机场出逃,戈恩在日本一直没有消停过。


有一件事给了戈恩巨大启示。


2019年3月6日,在缴纳了10亿日元(约6430万人民币)的保释金后,戈恩第一次从监狱中出来。这时候,戈恩穿了一套工人的服装,还套上了一条反光安全带。原以为这样可以蒙骗过记者,让戈恩平安回家,但和其他小个子的日本人比起来,戈恩个子更矮,走路时依旧保有非常霸气的特点,让在监狱门口蹲守的记者们马上就认出那个带安全带的小个子就是戈恩。人们把镜头集中对向了这个小个子,让戈恩出尽了风头。


戈恩出狱(图/日媒)


2019年12月29日出逃时,戈恩还是选择了化妆的方式,而且这次不仅躲过了记者们的眼睛,还蒙住了24小时在戈恩家门口监控的检察厅的镜头。


《朝日新闻》没有再度拿到戈恩在关西机场匆匆逃跑的镜头,但也还是拿到了不少独家消息。


该报在2019年12月31日的报道中说,戈恩在家里举办了一个午餐会,这个午餐会请了乐队来演奏助兴。当天演奏结束后,乐队退出。谁也没有注意到大提琴琴盒里装了个子比普通日本人还要矮小的戈恩。


这天,戈恩失踪了。而且并没有人知道戈恩失踪的消息,即便是能够在特搜部动作之前就能察觉到戈恩在日本的所有变化的《朝日新闻》,这次也没有发现戈恩一天多时间没有动静这件“大事”。


戈恩在2019年3月被保释后,很快到了4月4日,检察厅再度逮捕了他,并在4月22日起诉了戈恩。但4月25日,戈恩再度缴纳5亿日元(约3215万元),获得了保释。保释条件是:


戈恩必须在东京都内居住;


如果外出时间超过3天,需要事先向检察院申请;


禁止去国外旅行;


护照交给律师保管;


不得见和本(贪腐)案有关的人员,与妻子见面需向法院申请;


在居住处大门上安装监控镜头;


向法院提交电话的通话记录;


只能使用律师事务所的电脑,需向法院提交通信网址;


等等。


但12月29日,戈恩失踪,而且没有被在戈恩贪腐案问题上料事如神、神通广大的日本媒体监视到。



事后诸葛亮。从日本媒体后来的报道看,29日晚,戈恩从关西机场出发,在停靠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后,最终到达黎巴嫩。戈恩使用的是法国护照。到达后,戈恩马上去拜会了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并开始受到政府的严密保护。从逃亡开始到最后入境黎巴嫩,戈恩的夫人卡罗尔就在他身边,保释时说的那些如同废话。


等31日戈恩逃跑成功后,人们去采访时,关西国际机场说:“从我们的数据库里查阅不到原董事长(戈恩)的出国方法。”戈恩的律师则说其护照还在他们手里:事情“太出乎意外了,如果没有相当大的组织协助的话,这绝对不可能。”日本媒体推论是一家准军事组织帮助了戈恩。


不管怎么说,在2018年时那么神通广大的日本媒体,到了2019年竟然变得无能至极,一点没有把控戈恩的行踪,更不用说日本特搜部、法院等政府组织了。


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不仅日本媒体,而且日本政府在戈恩面前蒙受了奇耻大辱。


戈恩为何不选择在日本自辩清白


其实,如果戈恩不选择逃亡,太多的日本人并不相信媒体给戈恩罗列的种种罄竹难书的重罪,就像一开始时,并没有完全相信戈恩是日产的中兴之祖,不相信戈恩能给日本带来变革,让日本重新回到制造业的最前列一样。


媒体罗列的戈恩之罪大致有这些:



戈恩在2010年到2014年的5年间,实际收入为99亿9800万日元,但对外宣称只有49亿8700万日元,约每年10亿日元。戈恩的收入中大约50亿日元未公开,未纳税。不按收入纳税,在日本不仅受刑法的惩罚,也是企业家道德低下的表现,为普通民众所不齿。


在法国有两处自己的住处,在东京还有一处,此外在黎巴嫩、巴西也有自己的私有住宅。其中黎巴嫩的住宅是日产的子公司代为支付的购买费用。在个人居住点及住宅问题上,戈恩大致挪用了日产5亿日元。


再有就是从2002年开始,每年为自己的姐姐支付10万美元的咨询费;戈恩个人炒股损失的40亿日元,由日产公司代为填补,等等。


不了解日本企业财务制度的人,特别是不懂经济的日本媒体记者,相信这些都是真的,是戈恩胆大包天,损公肥私的最为直接的表现。但任何一人,只要他在企业里工作过,想从企业那里骗数十亿日元……这个先放一放。昨晚和老婆出去吃饭,花了2000日元(约124元),拿财务那里报个账试试,看看财务肯给报销吗?财务小职员审账,课长签字,部长盖章,局长再确认,公司董事会说不定都会讨论一下这2000日元是不是可以报销,何况数千万、上亿日元、何况十几年连续挪用企业资金,这个在现代会计那里完全不能实现。


日产是一家绝对遵守日本及国际财务制度的公司,是日本企业财务上的标杆,怎么可能凭戈恩的一句话、一个想法就让几十亿日元归于个人名下?就算日产做了,为日产审账的财务公司、会计事务所那里也过不去;就算审账企业那里勉强过关,日本税务部门火眼金睛,一下子就能看出破绽,不可能让某个个人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损公肥私。真的做到了这点,这样的企业绝对要从股市上消失,日本的市场、股市不会允许这样的企业存在。


戈恩从未承认说自己挪用了日产公司的资金,到出逃之前,坚决否认了媒体、特搜部、日本法院给出的罪名。


日本曾经有过武士道精神,对有社会名誉的人,其在法院判决之前,不会给他戴上GPS手环,不会严格限制其行动。对于有犯罪嫌疑的名人(武士),主要用道德、名誉将其囚禁起来。戈恩是个多国籍人,虽然在日本有了超越几乎所有经济界人士的名誉,但也依旧不是武士,在媒体、政府落井下石的时候,他开始害怕了,他感到了在政治上可能对自己的迫害,知道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后,选择了逃亡。


戈恩用英文在31日发表了一个声明:


“我现在在黎巴嫩,我已经不再被不公正的日本司法制度所束缚。日本的司法制度明显无视了国际法及国际条约下自己国家应该履行的法律上的国际义务,以有罪为前提,存在大量的差别对待,否定基本人权。我并非逃离正义,而是从不公正及政治迫害中逃了出来。我终于可以和媒体自由沟通了,下周我将有一个新的开始。”(笔者按日文译文翻译成中文)。


戈恩未谈任何挪用公司资金的问题,只说了政治迫害及司法上的不公正。这也许是他最后选择逃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笔勾销的戈恩功过


随着戈恩的出逃,其向法院交付的15亿日元的保释金被没收。15亿日元对每年收入在10亿日元以上的戈恩来说,不是个小数,但也不是不值得付的费用。能够跑到一个和日本没有引渡关系的国家,尤其这个国家是自己幼小时期生活过的地方,也算是一种叶落归根吧。


自从1999年空降到日产后,日产的负债便开始减少,终于在2002年实现了盈亏平衡,日产的经营实现了V字型的复活。其后,戈恩改变了日本汽车企业的采购方式,将系列化的采购改为引入竞争机制,采购的渠道拓宽了,日产的成本开始下降,汽车也有了活力。


戈恩就任前后日产的业绩



戈恩设想过建设一个销量在千万台以上的汽车集团,这个集团该是与丰田、大众并驾齐驱的,有三菱汽车、法国的雷诺汽车等等。如今这个巨大的构想也随着戈恩个人的离去,不再有太多的现实意义。


至于戈恩在日产是否中饱私囊,我们看看日产这家企业的话,至少在2020年以前,可能还真的是能做到的。不仅戈恩如此,日产出身的西川广人总裁也有这方面的嫌疑,为此辞去了总裁的职务。可能日产公司还真是一个在戈恩、西川时代毫无财政纪律,企业如同个体户,老板可以为所欲为。


我们不想知道是戈恩的成功盖过了企业制度,让他飘然于企业之上,让企业成了自己的提款机,还是日产本来就是这样一家企业,日产的总裁中就有西川这样的面从背违、个人利益高于企业的人。是这样的企业体制,让戈恩成功,也让戈恩最后失败,甚至不得不选取秘密逃亡的方式,以躲过法律的制裁。


日产是不是从此痛改前非,真的成为一家遵守财务纪律的跨国企业?我们相信应该是能够做到的。戈恩给日产、给日本企业带来的教训太大了,元旦这几天日本议论戈恩逃亡的同时,也在想改如何建立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


戈恩已经能够彻底逃离日本法律对他的审判,所以不论他还在不在理,他的收入、他的居所、他的结婚仪式使用的场地、甚至他家购买数百日元(相当于十几人民币)酱油使用的那些费用,是不是合法,这些在戈恩看来已经没有了争论、理清的必要。


戈恩逃走后,西川等人在财务上的不明不白也就难以找到一个说法了,最后估计也依旧不明不白。法律、道德上的追诉又能怎样?只要日产还在,就需要继续向日本及国际社会提供汽车产品。但愿这家企业最后在财务制度上也能靠谱,有点财务纪律,不再一团糟,不再出戈恩那样的“著名”企业家。


至于日本媒体能否一直保有对某些企业家的监督能力,在戈恩大戏开幕时,人们已经觉得蹊跷,到戈恩逃跑后,更知道不过是有人通风报信给个别媒体,让他们一时获得不少点击,等这个报信人也被蒙住时,媒体就更没了信息,什么也说不了了。


戈恩的逃亡,更让日本媒体和特搜部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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